疾病、战争、精神健康和政治应对

在世界历史上,传染病的大流行由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又对人类文明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传染病相当于一个破坏性试验,为我们研究一个社会的构成、文化体系、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既往的应对经验等提供了分析的窗口。
—— 中国人类学学会. 医学人类学论文集 [M]. 重庆出版社, 1986.

本人是流行病与卫生统计专业的研究生,近些年我们学科,特别是人兽共患病方向深受 One Health 理念的影响。One Health 重视系统性思考和复杂性思维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在阅读这些医学人类学著作的同时,我更意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单单学习传统公共卫生知识,已经不足以应对目前复杂的情境。我个人似乎也更对这些人文向的内容更感兴趣。如果把我原有的公共卫生知识体系比作石头,医学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就像水一样,填充在我本有的知识体系内,让信息和信息之间产生别样的联系。

One Health is an approach calling for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working locally, nationally, and globally, to attain optimal health for people, animals and our environment”

在 Z-library 上找书的时候,机缘巧合之下翻到了这本《疾病、社会与国家-20 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 。读后发现很多我所困惑的问题被作者王小军梳理的很清楚。且这本书与《当代中国领导小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成长》和《疾病的隐喻》之间有着很多紧密的联系。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迹象开始明显。尤其 2000 年到 2010 年左右,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穿越成年礼”,走向教材编写、课程开设、人才培养和基于田野调查的学术研究的全面发展,可谓中国医学人类学发展的“第一波浪潮”。
——余成普. 中国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困境及可能出路 [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12.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梳理了中国与疾病相关的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 1988 年,史学界出版了第一部研究疾病的专著:《三千年疫情》
  • 2000 年,第一篇疾病史方面的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研究》
  • 2003 年,李玉尚的《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
  • 查理士·罗森伯格的《形塑疾病-文化史的研究》
  • 日本学者饭岛涉的《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的中国》
  • 中国杨念群的《防疫行为与空间政治》和《再造“病人”》

书中在前面几部分介绍了很多血吸虫病的历史和医学方面的科普,这部分在大部分血吸虫病相关书籍中被反复提到的内容,本文中就不一一赘述了。本文主要讨论在传统流行病学视角所忽视,社会科学视角下的「血吸虫病」。

疾病与战争

战争也可能是造成血吸虫病扩散的原因之一。 邓云特在他的《中国救荒史》中指出: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凶年之后,必有瘟疫。

  • 战争时期,我们关注的重点不会是传染病。战争带来的疾病负担更直观,无暇应对地方病,防疫工作直接中断。
  • 战争带来的饥饿会使居民的抵抗力降低,居住条件的恶化也让人们更易于感染。
  • 人口流动,导致大量人口进入疫区,且没有本土防范意识,增加了感染率
  • 人口流动也带来了疫区的扩散

疾病与精神卫生

长期社会性的高传染病患病率,会影响民众的精神卫生健康。这里,我根据书中的内容和自己的理解做了简单的梳理。

  • 阶段一:在身体遭受长期慢性传染病疾病负担的同时,视野中充斥着大量人口疫死的消息,「恐惧」充斥着空间。心理如长期没有得到调解,极易失调。
  • 阶段二:疾病没有得到政府和机构的关注,导致民众的「失望」。这种失望是多样的,对于自身能力不足的失望和对政府工作能力的失望交织在一起,这种压力是沉重的。
  • 阶段三:「失望」和「恐惧」相结合,形成社会性的焦虑恐慌情绪。特别是在当下,流媒体盛行的年代,极易形成社会层面的政治性抑郁(political depression),即在「疫情、隔离、生计」等多种不确定性下,人们容易感到的一种「个人层面的无力和挫败」。当巨大不可控因素对个人造成伤害时,人们会感到极度无助,并用愤怒、内疚和自我批评来掩盖这种无助感。
  • 阶段四:容易孳生「宿命论」,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建构。信命不只是人们恐惧,而是认识到了人生的「荒诞」。科学的诊疗体系如果没有覆盖民众,那么理性将消失,人们开始寄希望于神秘力量,「迷信」出现了,很多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形成。到这个阶段,很多人已经无法正常生活,只能通过信命来维持自己的意志,这种来自疾病的压迫是无形且沉闷的。
  • 阶段五:当疫区民众的人生观和道德观都出现危机时,其道德观也容易出现偏差。当疫区在血吸虫病的摧残下导致物质匮乏人们难以生存时,为了求生,人的尊严很容易被抛弃,品格也容易被扭曲,于是,坑蒙拐编、卖儿卖女等行为不断发生。

疾病最让我恐惧的是,它会削弱我们身上那些优秀的品质和品格,到最后仅剩下某某疾病的感染者这一身份。
——疾病、神秘化、隐喻和对立

社会将进入「失范」状态。失范最早被用于描述社会整体的无规则状态。引入社会学后,失范被赋予一种病态的想象,即社会有机体协调不畅时,面临的整合危机,体现了“一般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综合”衰弱。

疾病与政治

疾病对于个体、群体和政体,是不同的概念。在疾病、神秘化、隐喻和对立 中,我研读了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这本书强调我们应该将疾病去隐喻化,客观的看待疾病,科学的对待疾病。对于个体来说,这无疑是很好的处理方式,对自身的心理健康也有着很大的好处。不过,当时在于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她提到她的导师对这本书中提到的观点有其他的理解。直到我开始看本书,逐渐理解到了苏珊桑塔格所没有探讨的部分。

何为政治

首先要聊到什么是政治,我一直对这种宏大叙事的兴趣不大,也导致最初我对政治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些偏颇。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类是政治的动物」。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政治,但我们又往往很难说出,究竟什么是政治?
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的定义为,政治是与社会性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有关的一系列互动行为,是一个由环境包裹着的行为系统,这个行为系统在环境的影响下,产生反转并影响环境。

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

而孙中山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即是政治」

何为医学

微耳德国医生,“医学是一门社会学课,而政治是一个放大尺度的医学。”看到这句话时,一时间心潮澎湃,想起了鲁迅先生那句「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Foucault 形容十八世纪法国医师对医学政治的看法中所述:“医生的首要任务便是政治性的:要对抗恶病,首先便必须对抗恶政府。”这是因为在所谓医学的社会空间中,疾病不单纯是医疗问题,而也应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或者说,疾病本身就是医疗及与其相关环境之间的综合体,所以对抗疾病与对抗政治社会环境是必须同步进行。譬如一些未发展或低度发展的近代国家普遍存有食物不足、住宅混乱、人口膨胀等问题,导致营养不良、饮水不净、疢病传布等医疗问题丛生,这系因政府统治失能而让疾病得以滲入社会空间,所以在这些国家里惟有起身对抗恶政府,改善所有可能致病的环境因素,医疗才可能真正发挥效用。这也诚如 Turner 的反向论述,即“若没有关注到这更大道德和社会环境,医学制度将无法被推行〞。总之,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看,剪除形成庆病根源的政治社会等环境因素才是根本的处遇之道,也就是说,当政治社会的不公、不义现象不再出现时,或许医学所扮演的疗愈角色便不再是主要。

血吸虫病的政治隐喻

  • 寄生虫的「寄生性」与「不劳而获」
  • 「吸血」与「剥削」
  • 「劳动力损失」与「赤贫」
  • 民国时期的「恶政府」与血吸虫这个「恶病」
    由血吸虫病引起的灾害本身就有着动员和使人们团结起来的作用,而其再度被隐喻化后,其动员力量就显得更为有力。
    这些政治隐喻,从某些层面上推动了血吸虫病防控的开展。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以前共产主义影响较为薄弱的地区,急需提高当地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可。在这样一个全民抗疫的运动中,当地群众大力参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权与当地居民的融合,推动了建国初期政治制度的完整性,起到了大练兵的作用。

结语

疾病史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疾病,也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通过疾病史的研究,人们可以发现疾病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可以改变社会的发展路径,而且也可能左右国家民族的兴衰。
对于血吸虫病治理的组织架构,在 《当代中国领导小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成长》一书中被阐述的很详细。

比起自身的「不足」所导致的局限,一时的「成功」对我们有着更难以摆脱的限制。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小军. 疾病、社会与国家: 20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M].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

One comment

  1. 我学到了!
    看到“Foucault…”以为在读我自己的文献呢,
    总结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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