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lude & Fugue No. 1 in C Major, BWV 846:Prelude”这个旋律，挺适合看书的时候听的。
Illness is the night-side of life, a more onerous citizenship. Everyone who is born holds dual citizenship, in the kindom of the well and in the kindom of the sick. Although we all prefer to use only the good passport, sooner or later each of us is obliged, at least for a spell, to identify ourselves as citizens of other place. -《Illness as Metaphor an AIDS and Its Metaphors》
躯体化、隐喻、自责和正视
“隐喻，“亚里士多德说，”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记得以前有读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其中强调了心理疾病躯体化的危害。躯体化即：
一个人本来有情绪问题或者心理障碍，但却没有以心理症状表现出来，而转换为各种躯体症状表现出来。
心理疾病躯体化有其科学性，不过现在相关的研究还不够充实，在引用其理论时要把握其中的度。在患者得知这一理论后，有时会过度归因，责怪自己，从而可能将疾病视为一种对个体的“惩罚”。这无疑让本就承受生理疾病患者，雪上加霜。之后，在阅读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时，看到了这段话：
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如果一个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精神负担，变得高于它实际带给我们的躯体层面的疾病负担，那么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定义躯体化”和“疾病隐喻化”之间需要一个媒介，保持其中的平衡。这个媒介可能就是人文关怀了。
疾病最让我恐惧的是，它会削弱我们身上那些优秀的品质和品格，到最后仅剩下某某疾病的感染者这一身份。
另外，双相情感障碍有时会被称为”天才病“，人们喜欢把一些特定的精神疾病与特定的标签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隐喻，那些患有这些疾病的人，真的会因为自己的病被称为”天才病“，而好受一些吗？这样的称谓，真的是一种赞美吗？有时更多是一种逃避。
正视疾病，才能与医疗者更顺畅的沟通和合作，更清晰的表述自己的实际情况，帮助治疗的顺利开展。
疾病的标签：
结核病：雅致、敏感、忧伤、浪漫、柔弱，是活力过分消耗的疾病。
癌症：冷酷、无情、畸形、混乱增长，是能量失控的疾病。
梅毒：羞耻、粗俗、渎神、是不正当性关系导致的群体泛滥的疾病。
鼠疫：社会混乱、污染、反常的瘟疫。
麻风病：社会腐败、道德败坏、邪恶、惩罚性的瘟疫。
在桑塔格看来，当疾病的病因成谜且难以治愈时，疾病的象征意义就会变得丰富。只有当入侵者不被认为是疾病，而是导致疾病的那些微生物时，医疗才能真正开始变得有效。抗生素的发现使得结核病失去了其象征作用。随着20世纪结核病的治疗方式（至少在西方）变得简单直接，结核病的象征意义被一分为二。“疯癫”（Madness）取代结核病，成为了具有艺术气质的疾病；而剩下那些缺乏美感的部分，则被另一种无法被诗化的疾病所接管，那就是癌症。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瘟疫”，而当下他的名字是COVID-19。
非我、对立、隔离和冲突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
群体与群体
《疾病的隐喻》中提到了瘟疫的一个特点，即
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不同地区的人们冠以不同的名字，如英国人称呼为”法国花柳病“，巴黎人称为”日耳曼病“，佛罗伦萨人称为”那不勒斯病“，日本人称为”支那病“。
这些称谓实际上延展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我们为何会将疾病与异邦联系在一起？可能是源于我们会将”异族“、”异邦“、”非我“这些词汇与”邪恶“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非理智的，缺又广泛存在，这次新冠疫情其实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以地理区位命名疾病，某种程度上也有一种划分界限的内在含义，即”我“与这个疾病无关，”我“只是个受害者。但这种联系，无疑加深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误解和矛盾。而面对疾病，我们不应从一开始就分裂彼此，而应一同面对。这种文化命名上的矛盾，不仅限于文化，其隐喻会被引导，意识形态与医学相互渗透，难以分割。
群体与个体
当传染病蔓延时，集体的利益便落到个体身上，而个体的哪怕轻微的一举一动则都与集体相互牵连影响。
人本质上是渴望自由摆脱束缚的。长期的隔离，会孳生人们心中的烦躁情绪，“我”变得不像我，戾气聚集。政策和个体间的矛盾，会逐渐演变成个体和个体间的矛盾，再到个体和群体，又或是群体和群体间的矛盾。
值得思考